公元1075年：开疆拓土到底划算不划算？

楔子

你好，这里是《文明之旅》节目，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75 年，这是大宋熙宁八年，大辽大康元年。

你可能注意到了，北边的辽朝改年号了，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吗？并没有。这是辽道宗这一朝开启的习惯，每十年改一次年号，原来有“清宁”、“咸雍”两个年号，各用了十年，这第三个十年用的是“大康”，十年后又改元“大安”，也是用了十年。你听听，从大康到大安，这明显就是随手一改，是个吉利话就行，没有什么深意。

把注意力还是放回到宋朝。

这两年，大宋的朝局变化特别剧烈。王安石去年罢相，那是四月份的事儿，到了今年的二月，神宗皇帝又下诏，请王安石回来重新执政。这相当于给王安石放了个长假。那是什么都没变吗？

不。至少从王安石的感受上来说，一切都变了。首先是皇帝变了，神宗对自己没有原来那么言听计从了。据说王安石曾经对人叹气说，就算是只听我的一半意见也好啊。没办法，神宗皇帝这一年已经28岁了，不是那个刚上台的小青年了。然后是变法派内部，也出现了严重的裂痕。王安石和韩绛、吕惠卿都出现了矛盾。到了下一年，王安石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，他的儿子去世了，于是他坚决辞职。不过这是后话。到下一期节目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和这个为期八年的王安石时代告别。

那这一年有没有春风得意的人呢？有，这个人叫王韶。

谁啊？还记得我们在讲嘉祐二年龙虎榜的时候，提到过他吗？对，他和苏轼苏辙程颢张载这些大牛人是同一榜的进士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大宋朝文人领兵的典范，一个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居然带兵上阵打仗，这在看不起武将的宋朝，当然是一段佳话：你看，我们士大夫也不是只懂舞文弄墨，我们也不比那些武夫差。

你可能会说，范仲淹和韩琦不也在前线打过仗吗？是的。但是不好意思，那二位是打过仗，可没有打过胜仗啊。你再看这位王韶，他在前年，熙宁五年的时候，率领大军转战54天，跋涉一千八百多里，拿下五个州，杀敌数千人，缴获牛、羊、马数以万计。这次大捷史称“熙河开边”。这是宋朝建国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开疆拓土。就凭这身份，就凭这功劳，你就说王韶该享受多大的荣耀？

上一年，1074年，王韶得胜还朝，被神宗皇帝提拔成枢密副使，直接进入了执政官的序列。

到了1075这一年，王韶继续是朝廷里炙手可热的人。比如，宋朝官员到了一定的级别，可以获得封赠，就是给你的三代祖先，就是爷爷和父亲，封个荣誉称号。按说，妻子也应该有。但是王韶的妻子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，按说，就没有这个待遇了。但是神宗说，那哪儿行？他是大功臣王韶，来，把他夫人补上。从此，这就成了制度。

再举一个例子，嘉佑龙虎榜上，跟王韶同榜的吕惠卿，是新法派的大将，这一年还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呢，他最后被弹劾，其中有一条罪状居然就是对王韶不恭敬。说王韶回朝当枢密副使之后，去吕惠卿家拜访，吕惠卿说，哟，你不是带兵吗？你能拉开什么弓啊？你的射箭技术怎么样啊？御史就说，你看把他吕惠卿狂的，这是把王韶当成普通士兵对待啊。你看看，对王韶的言谈间有这么一点点的不尊敬，居然可以成为弹劾副宰相的理由。这一年的王韶，声望就大到这个程度，不能冒犯的程度。

熙河开边这么大的功劳，我们为什么要留到今年才说？别急嘛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打胜仗是前年的事儿，但胜仗的后果是慢慢才呈现出来的。

到了今年，新拿下的熙河地区，大宋朝渐渐地有点感觉经营困难了。先是当地驻军的军粮告急，然后是因为一场大旱，当地老百姓也吃不上饭了。毕竟是刚拿下的地盘，当地老百姓现在也算大宋子民啊，这个面子不能丢，所以赶紧拆东墙补西墙，调粮食上去救灾。神宗特别批示，赶紧先凑点粮食去发，不够还有。

但是你懂的，大宋朝这个时候也不是很宽裕。所以，前两年在熙河地区搞的一些惠民政策，比如办学校什么的，就停了吧，搞不起。教师都调回来，学校的学生，就都散了吧。

你感觉到了吧？一场大胜仗带来的战果，怕是要烂尾啊。

这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典型困境：皇帝总想要开疆拓土，但是新开辟的疆土，往往又很荒凉，需要中原王朝大量输血才能维持，时间一长就会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。

那今天，我们就借着“熙河开边”来聊聊，开疆拓土的成本和收益，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?

成本和收益

说了半天“熙河开边”，这“熙河”到底在哪儿啊？

熙河，在宋朝是熙州和河州的合称，大致就是今天甘肃兰州和青海西宁附近的这一片地方。

我们假设，现在你站在宋朝的关中平原上，从西安出发向西走——宋代，西安叫永兴军，司马光在这儿做过官——走到平原最西边是宝鸡——宋代叫凤翔府，苏轼在这儿做过官——再往西就是一片大山了，陇山、六盘山、萧关都在这里。跨过去，就到了今天的甘肃，宋代的熙河地区了。

你一到这里，马上就能感受到它的重要性：往东，退一步就是关中平原，直抵西安；往西，沿着走就是河西走廊，可通新疆；往北，沿黄河可以进入银川平原，西夏就在那儿；往西南方向，顺着黄河往上游走，能到河湟谷地，今天的青海省会西宁，这就到青藏高原了。

我这么一描述，你就懂了：这是连接农耕中原、草原牧区、雪域高原和西域通道的枢纽之地啊。北宋拿住这里，就能左手按住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、右手牵制西夏，还能埋下收复河西走廊的伏笔；可要是丢了，四方的敌人顺着河谷一冲，关中就直接暴露在刀锋下。这片地方就叫“熙河”。

王韶“熙河开边”的功劳之所以很大，就是因为它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。宋神宗要想吞并西夏，击败辽朝，恢复所谓的汉唐旧疆，开创一份千古帝业，拿下了熙河地区，就算是买卖开张了。

但是，这片地方重要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为什么要等到王韶出马，才能立下这份儿大功呢？因为他的时机选得好。

我们现在是在1075年，十年前，1065年，那还是宋英宗的时代，熙河地区的吐蕃人首领去世了。他叫唃厮啰。

这位唃厮啰在位的时候，是宋朝的盟友，不仅接受了宋朝封的官，还几次击败西夏的军队。所以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宋朝也没有必要拿下熙河地区。打西夏，咱俩并着肩上就行了嘛。但是，十年前唃厮啰这一死，熙河地区，马上四分五裂，他的各种儿孙、亲戚，一人把着一块地盘，情况马上就复杂起来。这是宋朝拿下它的好机会。因为它分裂了，可以又打又拉、各个击破了嘛。当然，如果宋朝不拿下，这也是西夏拿下它的好机会，也是可以各个击破。王韶是看准了这个时机，才上书朝廷：要不咱们动手吧？

当然了，熙河开边并不是那种大军一到、摧枯拉朽的战斗。过程中充满了艰难和反复。

比如1073年，熙宁六年的时候，王韶其实已经基本上把地盘打下来了。到了上一年，1074年，他凯旋还朝，走到今天的咸阳的时候，突然得到消息，吐蕃人开始反攻，宋军6000人几乎全军覆没，刚刚拿下河州被围，此前战果几乎付诸东流。王韶只好又赶回去救援。

危急时刻，王韶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，那一套组合拳打的，我们在兵书里看到的什么围魏救赵、攻其必救、夜袭敌营、分化瓦解等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手段，都用上了，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打了一场大胜仗。史称“踏白城之战”。这一仗之后，熙河开边的战果才算被巩固了。

说起王韶这个人，也真是了不起。你想，那是一介书生啊，亲自带兵打仗。史料上记载，他夜里在军帐里睡觉，前面的部队已经和敌人干上了，杀声震天，他旁边的人已经吓得腿都哆嗦了，他没事，继续呼呼大睡。他确实有过人的胆色。

这么一分析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一仗必须要打啊。一是这个地方战略位置重要，是大宋下一步攻略天下的起手式；二是因为时机正好；三是遇到了王韶这样的良将。这个时候再不打，所谓“天予不取，反受其咎”啊。

这是收益的账，我们接下来看看成本：宋朝拿下熙河地区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

最显见的成本是钱。

自打熙河开边以来，平均一年的费用就是 400 万，后来能省下一点来了，平均 300 多万。但是，这个地方地形实在是太艰难了，最夸张的时候一年粮食的运输费用，就要 400 万。400 万什么概念？这个阶段王安石搞的青苗法，你想，青苗法引起多大的争议？按照反对派的说法，仅仅一个青苗法就折腾的全天下民不聊生。有学者算过账，青苗法收益好的时候一年也不过三四百万，甚至还有亏损的时候。这笔钱全部用来养熙河地区都不够。

钱还是小事。地缘博弈，不是给网站交会员费啊。每年把钱花进去，地方就能占住了？哪儿有那样的好事？

大宋占领了熙河，本来是为下一步攻略西夏打基础。六年后，公元 1081 年，神宗元丰四年，宋朝果然就和西夏打了一场大规模战争，结果大败，神宗皇帝的心神被重创，身体从此也就垮了。

这时候再看熙河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熙河是打西夏的跳板，那个战略目标没有实现，大宋朝看着手里的这个熙河地区，也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而且再过50多年，金兵就南下了，北宋就灭亡了，大宋和西夏也就被分隔开了，这对冤家的百年恩怨，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这么一算账，你再琢磨琢磨，这熙河开边还划算吗？

当时确实很多人这么想。话说宋神宗死后，西夏派了使节来开封，说咱两家打了这么久，现在两败俱伤，和好吧。你看，你们熙河路里面的那个兰州，本来是我们的地盘，能不能还给我们啊？

这时候，大臣们的意见居然是出奇地一致。司马光就说了，这个战争本来就是我们宋朝挑的头，拿的地盘都是人家的，这必须得还给人家啊。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。最夸张的是文彦博，他说，别说一个兰州了，咱应该把整个熙河路这些地方都还给人家啊。否则我们就是当小偷被抓了现行，还死活不认。你听听这比喻。

关于熙河开边的代价，富弼有一句总结，他说一个熙河开边，得从内地调资源，从京城调资源，全国的道路都在往这一个地方运资源，甚至陕西全都让它给吸干了，即便是这样，钱还是不够用，粮食还是不够吃，这是个无底洞啊。在这些人的心目中，熙河开边这个大账本上就写着两个字：血亏。

我估计你听到这里会有点义愤，这帮保守派，你们是卖国贼吗？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地盘，有这么拱手让出去的吗？

但是，如果你是受过传统教育的儒家士大夫，你就会特别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了。皇帝为了满足个人的雄心，耗尽天下的民脂民膏，到战争赌台上去押宝。赢了，就会押下一把更大的；输了，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倒霉。这种事，该拦还是拦一把吧。

其实，士大夫们拦着皇帝打仗，还有另一层深意：只要皇帝起心思要开边，那牵动的，就不是局部的战场了，而是每一个想趁机牟利的人的心。

司马光就说嘛：皇帝想开边，边境上的武将就会拍胸脯，说我是卫青霍去病再世啊；白面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那也会天天给朝廷上各种奇策，说我是张良陈平重生啊；还有那些贪官污吏更来劲了，说我不能闲着啊，我能当桑弘羊为皇帝搞钱啊。你看，皇帝的一点小念头，会成为升官发财的大风口。

你就想王韶嘛：他当年是个什么身份？耀州司户参军，也就是陕西一个州里的民政局局长，九品官。但是熙河开边之后，仅仅用了四年时间，高居枢密副使，跟参知政事副宰相是同一个级别的。太平日子过久了，社会的上升通道就会越来越狭窄。难免会有人一看王韶的成功，也想来个单车变摩托。

这还不是推测。这几年，朝廷在西北开边，那南方的官员怎么办？既然熙河能开边，那湖南湖北重庆，这些山区里，都有少数民族啊，当时管他们叫蛮族，要不也开一开？这几年的史料上，湖南湖北，到处都有官员干这样的事儿：主动打仗、杀人、然后受赏、升官。

那还有南方广西接着的越南呢，那也是“边”啊，能不能也开一开？就在1075到1076年，宋朝和越南之间也打了一仗，互有胜负，后来不了了之，但是民众死伤惨重。

还记得杜甫《兵车行》里写的吗？“边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开边意未已。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，千村万落生荆杞。”“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。生女犹得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。君不见，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。新鬼烦冤旧鬼哭，天阴雨湿声啾啾！”

杜甫说的这个武皇，何止是汉武帝？这几句沉痛的诗，是写给所有起心思要开拓边疆的皇帝看的啊。

张骞悖论

朝廷要开边，会给国家带来新的土地、人民、战略优势和民族自豪感，与此同时，也会投入金山银海，甚至是尸山血海。这到底划算不划算？

这不仅是宋朝的问题，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要面对这道难题。

今天我想花点时间，跟你聊聊一个你还算熟悉的人——张骞。通过他，请你来感受一下，帝国开边这笔账，到底该怎么算。

我们现在提到张骞，博望侯张骞，那都是仰望：民族大英雄嘛，中学历史课本里都有他。是的，张骞的故事，完美符合一个英雄之旅的故事。

一个英雄故事，必须得有三个要素：

第一，他出身必须得是一个弱势人物。张骞就是啊，他的出身是郎官。所谓郎官，就是站在皇宫的走廊里随时听招呼的，是地位很低的侍从。汉武帝要派人出使西域。这一去，九死一生的事儿。张骞举手，我去。

英雄故事还得有第二个要素，得面对极大的困难。张骞也符合，他一去西域就被匈奴人抓住了，被关了十几年，在匈奴那儿连老婆都娶了，孩子都生了。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才跑掉。

既然是英雄故事，还得有第三点，就是成果辉煌。你看人家张骞，两次出使西域的成果是什么？不仅在战略上为汉朝争取到了西域各国的合作，更带回来葡萄、胡麻、苜蓿的种子，改善了中原农业结构，同时也让西域的音乐、舞蹈传入中原。这就是后来丝绸之路的雏形啊。你就说他的功劳大不大？所以我们现在一提起张骞，就说这是伟大的外交家、旅行家、探险家。

但是，如果你生活在汉朝，你可能不会这么看待他，甚至你会有一点讨厌他。

为啥？首先，他干成啥了？啥也没有。汉武帝派他去干的活儿，是联络月氏、夹击匈奴。但是张骞没能完成任务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还专门为这事发明了一个成语：“不得要领”就是没抓住关键。所以，张骞只能算是有苦劳，没功劳。

这本来也没啥。但是张骞这个人，你一定也感觉出来了，出身普通的小人物身上有着无穷无尽的向上攀爬的劲头儿。他回来之后，向汉武帝出了一个主意。之所以说汉朝人会讨厌他，就是因为这个主意。

他跟汉武帝说，我觉得走到西域，还可能走一条路。换成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从四川出发，往西南走，到印度之后，再往北拐到阿富汗，再往北也能通西域。我们今天的人当然知道，这条路一点可行性也没有，那一路全是高山。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。

汉武帝原来就想过要打通这条西南的路，从成都修路通贵州，然后去打广州。那次也真干了，但是那个开路的工程造成了巨大的灾难，半途而废了。

这次张骞旧事重提，汉武帝又来劲了。接着干，打通西南大通道，去印度，去西域！你想，以现在人类的工程能力，从四川上青藏高原去印度都是千难万难的事儿，当时怎么可能？又会空耗多少人命钱财？

而张骞自己呢？我们都知道张骞被封为“博望侯”。其实这和他出使西域无关，而是因为他跟着卫青去打匈奴。他熟悉匈奴的情况，比较认路，所以被封为博望侯。但他也倒霉，下一年，张骞跟着大军出击，就迷路迟到了，被判了死刑。不过汉朝将领打了败仗被判死刑，可以花钱免死，那个刚到手的博望侯的爵位，当然也就丢了。估计当时幸灾乐祸的人不会少。对啊，你是个什么也没干成，只会给皇帝出馊主意祸害天下的人嘛，凭什么你还博望侯？

但是，张骞这种人，哪会就此善罢甘休？接着找机会！这次他跟汉武帝说，我要不去西域再跑一趟？我去找一个叫乌孙的国家，联合起来打匈奴？汉武帝又激动了，行啊，你业务熟，你再跑一趟。

这次张骞出使西域，阵仗就大了。他第一次去，就带着百来个人，属于碰运气性质；而这一次，张骞带着三百人，还有一笔巨款，去收买西域各国。这次还有一个有趣的安排，队伍里不仅有张骞这个正使，还有一大堆副使，如果遇到岔路了：你，往那边去，撞到哪个国家，就算你出使哪个国家。

那这次有什么成果吗？并没有，至少张骞死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什么成果。至于历史书上说的，什么带回来了葡萄、苜蓿的种子，引进了舞蹈和音乐，开辟了丝绸之路，这都是后人视角，你觉得汉朝人会在乎这些吗？

汉朝当时的人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我看有学者考证是在元狩四年，就是公元前119年。当时，汉朝刚打完对匈奴的决定性的一仗，那真是辉煌的胜利，匈奴逃到了漠北，但是汉朝这边也是代价惨重，死了几万人，连战马都几乎死光了。

这个时候，张骞又给皇帝出主意去西域撒钱，旁边的那些大臣会怎么看？

更要命的是，张骞的故事放在这里，成了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的榜样。无数人给皇帝上书，拍胸脯说，我知道有一个什么外国，要是联络上了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什么好处。皇帝也不管那么多，只要有人敢说，他就敢给你一个使节的名号，你自己去招募随从，这些人什么来路，也不问，只要凑够人数，就送他们上路，反正皇帝天天手搭凉棚往远处看，通往外国的路越宽越好啊。

那你想，这种使者一多，肯定是泥沙俱下，偷钱的、借机牟利的，什么人都有。汉武帝也不管，反正回来没成果，就判他们有罪，让他们花钱赎罪。他们赎完罪，没钱了，怎么办？接着请求出使啊。这就成了恶性循环了。

时间一长，这些人对犯法也没那么在乎了，反正是搏一把，“富贵险中求”嘛。敢说大话的，就成为正使；吹牛吹得小的，也能捞个副使当当，全国爱胡说八道的妄人都开始走这条路。搞到最后，奔走在大汉到西域路上的所谓汉朝使节，都是穷人，朝廷送给外国的礼物，干脆一到西域就卖了，自己落几个钱花。那你想，西域的那些国家也不傻，汉朝来的使者都是这个德性，干脆连饭都不让他们吃。不给吃就抢啊，还经常打架。成何体统啊？

这就是汉朝人看到的张骞出使西域的后果。他们能看得惯吗？他们能不讨厌张骞吗？

其实，也不仅是在汉朝，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张骞的形象其实并不好。比如，南宋人黄震就评价张骞说：这是个小人啊，这是一个逢君之恶的小人啊。为了迎合皇帝的恶劣的欲望，他是什么都敢干啊。

其实，就在我们现在说的1075年，也有一位大诗人、大画家文同，这人还是苏轼的表哥，他写过一首诗，说自己经过张骞的坟，随口就吐槽了几句，“当年宝币走绝域，此日鸡肠邀小民。”当年，你带那么多钱去西域，多威风？现在怎么样？就这么一条羊肠小道，只有一些普通小百姓看见你了吧？“君不见，武帝甘心事远略，靡坏财力由斯人。”大家都来看看啊，汉武帝要开边，空耗天下财力，就是这个人使的坏啊。文同这首诗，还有一个题目，叫“灾冢”，带来灾害的坟。你就说宋朝士大夫有多看不上张骞吧。

我说到这里，你可能都有点惊讶：啊？我们的民族英雄张骞，怎么被他们这么吐槽啊？

别着急，让张骞在时间的深处再等一等。大约900年后，又有一群学者来到陕西汉中的张骞墓前，立了一块碑。碑文很长，其中有这么几句，“策励来兹，永垂不朽。庶几彰往察来，韶华夏之洪泽；立懦振颓，完复兴之大业也。”所有到这墓前的人都看着，这里埋着一个永垂不朽的人。看着这个人的业绩，可以激励我们往前看，让我们这代人能延续这不绝如缕的华夏文明，可以让我们中的怯懦者站立，颓唐者振作，一起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。

你可能正在算，这是哪一年立的碑？准确地说，是1939年。这是哪一年？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艰难一年。这是谁给张骞立的碑？是西北联大历史系的师生们。头一年，1938年3月，山西失守，日寇占领风陵渡，潼关告急。当时的西安临时大学，紧急迁往汉中，成立了西北联大。

师生们站到了张骞的坟前，看到的哪里只是一丛古人的坟茔啊？他们看到的是从2000年前奔来眼底的华夏文明的浩荡洪流，听到的是来自大漠远方传来的琵琶和驼铃，感受到的是张骞一步步跋涉于其中且持节不倒的猎猎罡风。

你看，900年过去了，对张骞的评价发生了巨大的逆转。

不过，要依我说，对张骞的评价，说得最中肯，最有建设性的人，其实不是别人，而是张骞同时代的人——司马迁。

文明的机运

通过张骞的例子，你应该看出来了：开疆拓土是一笔特别难算的账。当代人的视角和长期视角，国家的账本和文明的账本，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。这是永远也不会有结论的事儿。

那我就更佩服司马迁了。他是张骞同时代的人，应该比张骞还小上个十几岁。但他对张骞的评价反而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高度。

其实司马迁没有直接评价张骞。《史记》里面也没有一篇“张骞列传”。他把张骞的故事写在了《大宛列传》里。在文章的末尾，他意味深长地写了一段话。

他说，原来呢，书上说，黄河源自昆仑山。昆仑山高达二千五百多里，是太阳、月亮交汇的地方。山上有什么醴泉，有瑶池。但是，如今张骞出使之后，探寻到了黄河的源头，大家发现，哪有什么那样的昆仑山呢？那些古书上的奇奇怪怪的说法，我就不敢谈论喽。

听出来了吧？司马迁是在用一种委婉的说法，承认了张骞的功绩。

张骞带回来的知识彻底摧毁了中国人过去的世界观：哦，原来昆仑山不是地球的尽头，昆仑山那边同样是人的世界。原来，世界无比广大，从我们这里出发还有无尽的路可走。

是的。张骞的功绩不是那点贸易数字，也不是他带回来的那些新奇的植物种子和乐器，而是——他让中华文明看到了外边世界的样子。所以，司马迁为张骞这一生的功业创造了一个词：“凿空”。这是多贴切的一个词啊，张骞是拿着一把凿子，生生在中华文明原以为的铜墙铁壁的边界上，凿出了一个孔，让外部文明的光透射进来。

现在我们可以回头看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了：开疆拓土，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？

就拿此刻的大宋来说，到了这1075年，熙河开边的喜悦渐渐散去，要承担的代价逐渐显现。如果从当时的人的利益来看，那当然不划算，甚至是错尽错绝。因为中华文明诞生在亚洲东部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，在农耕社会，光、热、水、土的条件是最好的。往四周发展，举目四望，不是高山峻岭就是大漠荒滩。从利益的角度，无利可图。多一片边疆，就多一块负担。

于是开封城里的士大夫，看到将军白发征夫泪，看到了花钱如流水，却看不到藏在大漠孤烟后面的另一种可能。

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的角度来，边疆的价值其实远大于我们的想象。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，钱穆先生的《中国历史精神》。他里面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主张。当时是在抗战期间，很多人都在讨论战后的首都应该定在哪儿。钱穆说，应该定在西安。

哎，这跟当时人的常识不一样。本来，国民政府的首都就在南京，还都，当然也应该回南京。而且江南一带也是当时中国经济发达的地方。不在南京也应该在武汉啊。但是钱穆说：

江浙沿海一带，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，一切人才集中，然而像一树繁花，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，快该凋谢了。我们从历史教训上，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，诱导成新力量，决不当苟安姑息，只顾目前。

这话说的，站位非常高。说白了，江南的中国太繁华了，太成熟了，太没有变量了。如果中华文明想要另开一个局面，就需要新的文明变量，这个变量，在江南是肯定找不到的。必须到更荒凉、更边缘、更被忽视的地方去找。所以，钱穆说，大西北也许合适，所以建议定都西安。

钱穆的建议不见得对。但是他这段话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远的问题意识。他说，文化发展到某个阶段，一定会衰落。你看，西方文明就是这样，风水轮流转，从希腊到罗马，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，从英法到美俄，一次次地上演大国崛起。而大国崛起的反面，不就是前一个大国衰落吗？

那中华文明有可能摆脱这种文明衰落的命运吗？钱穆说，有机会。你看书里的这段话：

中国则不然。中国地方大。黄河流域衰了，转向长江流域继起新生，只成为内部变动，大传统还是个中国。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衰乱的时代，一大批人移居到长江流域，一大批人去到辽东，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，文化政治传统中心的洛阳，正如一阵飓风的漩涡中心，空了，驯至铜驼荆棘，疮痍满目。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，却在新环境里获得了新生命，慢慢转回来，再凝结，便形成隋唐的统一。只为中国地方大，经一次大变乱，人便向四面跑，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，又产生出新生命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，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地，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。让旧的人才移殖，让新的生机萌动。

写的多好啊。几句话勾勒出来了文明生机不绝的历史轮廓。

那些为中华文明开拓出新边疆的人，那些在秦汉时代从中原往长江流域跃进的人，那些在隋唐时代从中土往西域迁徙的人，那些在宋元时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人，那些在明清时代从本土下南洋的人，哪怕只是在铜墙铁壁上凿一个小孔让我们看到外面的样子的人，哪怕只是出门走了走，并带回来全新消息的人，都是这个希望所在，机运所在。

请注意，公元1075年，我想讲的，可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生机不绝的历史密码，整个人类文明，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开疆拓土。

走出非洲的原始人，从中亚草原进入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，离开自己的城邦去往黑海沿岸的古希腊人，从半岛向外扩张成为中世纪知识灯塔的阿拉伯人，一路东进奔向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骑兵，扬帆起航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，坐上五月花号的英国清教徒，甚至，乘坐阿波罗号飞往月球的宇航员，这些离开熟悉和温暖，走入陌生和风险的人们，带来了文明的传播、交流与融合，过程中伴随着冲突、征服、压迫，甚至原有文明的毁灭。但不可否认，正是这些不断向未知领域拓展边界的群体，极大地塑造了今天世界文明的版图。

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：“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，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，旧染既除，新机重启，扩大恢张，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”。在书里，他说的是李唐王朝辉煌的原因，但这哪里局限在中华文明呢？

公元1075年，我领你在开封，拜望了因为熙河开边，此刻正春风得意的王韶。到了明年二月，他短暂的风光时刻就过去了。他被贬出了开封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
我们下一年，公元1076年，再见。

致敬

公元1075年，我们说的是熙河开边，五个州的地盘，让大宋君臣时而欢喜时而忧。节目的最后，我想致敬1990年一件人类的一件微小造物——旅行者一号探测器，那一年，它已飞抵太阳系的边缘。在彻底告别家园、没入深空之前，它缓缓转身，为地球拍下了一张照片。对，就是这张著名的《暗淡蓝点》。在那张照片上，我们的地球，这个承载了所有帝王霸业、爱恨情仇、所有文明与挣扎的星球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、悬浮在太阳光束中的——暗淡蓝点。

给你读一段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《宇宙》

我发现宇宙，宛如昨日之事。百万年来，人们的认知都局限于地球。直到我们这个物种历史最近的千分之一，也就是从阿利斯塔克时代至今的短短日子里，我们才不情不愿地意识到，人类居住的并不是宇宙中心，而是一个渺小脆弱的角落。地球漂流在永恒无垠的宇宙之海中，地球之外竟然还有上千亿星系，数十万亿的恒星系。我们鼓起勇气去星海之滨试了试水，发现海水与我们如此相契。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，认出宇宙就是家。我们由星尘所铸。我们的起源和演化与遥远的天体事件相关。探索宇宙的过程也是发现自我之旅。

致敬旅行者一号那个回望的瞬间。那一刻，人类历史上一切关于开疆拓土的代价和雄心、伤痛和荣耀，都被重新丈量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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